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二
仁宗皇帝
李玮尚福康公主
庆历七年五月丙子，东头供奉官李玮为左卫将军、驸马都尉，选尚福康公主也。玮，用和次子。上追念章懿太后不已，顾无以厚其家为，使长主降焉。
嘉佑二年六月丙寅，进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，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。戊辰，淑妃苗氏为贤妃，兖国公主之母也。公主将出降，故有是命。国朝公主受封降制，有册命之文，多不行礼，只以纶告进内。于是翰林学士胡宿言：『兖国公主议行册礼，然于事体颇有未便，前未有此礼。祖宗以来，公主、长主未有行者。昔汉明帝封皇子，悉半诸国，明德马皇后曰：「诸子食数县，不已俭乎?」帝曰：「我子岂敢与先帝子等也?」唐贞观中，太宗长乐公主将出降，帝令有司资送倍于永乐公主，魏徵曰：「不可。」引汉明帝之言为对，且曰：「天子姊妹称长公主，加长字，示有所尊崇，或可情有浅深，无容礼相逾越。」太宗然其言，入告长孙皇后，遣使赐徵金帛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屡曾进封楚国、魏国二大长公主，亦不曾行礼。今施于兖国公主，是与大长公主相逾越。佥以贵主之故，贤妃亦蒙殊典。自昔令进纶告，若不行册礼，是母子之间一行一不行，礼意尤不相称。书于史册，后世将有讥议，必谓陛下偏于近情，亏圣德之美。臣愿陛下采汉明之言，开文皇之听，遵祖宗旧典。如国朝公主曾行此礼，行之且无嫌；如其不曾，则宜且罢。臣以陛下好忠谏，纳至言，臣职在论思，不敢缄默。』不从。
七月丁丑，特赠贤妃三代为东宫三少官。乙未，礼官言：『《礼阁新仪》：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礼。古者结婚，始用行人告夫家采择之意，谓之纳采；问女之名归，卜夫庙，卜而获吉，以告女家，谓之问名、纳吉。今选尚一出，朝廷不待纳采。又公主封爵，已行诞吉，不待问名而卜之。若纳成，则既有进财请期，则有司择日，宜稍依五礼之名，存其物数。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妇之际严，如此，亦不忘古礼之义也。欲俟公主降日，令李玮主婚之人具合用雁、帛、玉、马等陈于内东门外，以授内谒者进入内中，付掌事者受之。其马不入。』从之。丁酉，兖国公主受册，百官拜表称贺。
八月戊申，兖国公主出降。己酉，驸马都尉李玮入谢，燕于禁中。
五年九月庚戌[1]，降驸马都尉、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和州防御使，仍与外任。玮与公主不协，而玮所生母又忤公主意，公主夜开皇城，入诉禁中，玮皇恐自劾，故有是命。明日，免降官，止罚铜三十斤，留京师。
《吴及传》云：及为谏官，论入內都知任守忠陵轹驸马都尉李玮及干求内降[2]。当考陵轹事增入。
癸丑，右正言王陶言：『《周礼》：阍人掌宫门之禁，时其启闭。寺人掌女宫之令，纠其出入，以谨严周卫，杜绝非常。故汉光武出猎夜还，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纳，光武从中东门入。明日，赏郅恽而贬中东门侯。魏武之子临淄侯植开司马门昼出，魏武怒，公车令坐死。然则公主夜归，未辨真伪，辄便通奏，开门纳之，直彻中禁，略无机防。其所历皇城、宫殿内外监门使臣，请并送劾开封府。』知谏院唐介、殿中侍御史吕诲等亦以为言，皆不报。
十月庚申，兖国公主宅都监、入内供奉官梁全一以下九人并远小处监当[3]，入位祗侯梁怀吉配西京洒扫班，自今勿置都监，别选内臣四十以上、三班等院使臣五十以上无私罪者二人在宅勾当，内臣年十五以下二人人位祗侯，并不得与驸马都尉接坐。时台谏官皆言主第内臣数多，且有不自谨者。上不欲深究其罪，但贬逐之，因省员更制。
七年二月癸卯，粱怀吉又勒归前省，不知何时复召入也。
六年十月庚辰朔，驸马都尉李玮言：『奉诏举官为将领，而臣家有宾客之禁，无由与士人相亲。闻柴宗庆等当时得与禁近往还，臣辄援例而请之。』诏具凡所接见宾客以闻。
七年二月癸卯，诏兖国公主入内，安州观察使、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。玮所生母杨氏归其兄璋。公主乳母韩氏出居外，公主宅勾当内臣梁怀吉勒归前省。诸色祇应人皆散遣之。玮貌陋性朴，公主常佣奴视之[4]，韩氏复相离间。公主常与怀吉饮，杨氏窥之，公主怒，殴杨氏，夜开禁门，诉于帝所。言者皆咎公主。怀吉等既坐责，公主恚怼欲自尽，或纵火欲焚第，以邀上必召怀吉等还。上不得已，亦为召之。谏官杨畋、司马光、龚鼎臣等皆力谏，上弗听。光又言：『太宗时，姚坦为兖王翊善，有过必谏。左右教王诈疾，逾月，太宗召王乳母入，问起居状。乳母曰：「王无疾，以姚坦故郁郁成疾尔。」太宗怒曰：「王年少，不知为此，汝辈教之!」杖乳母数十，召坦慰勉之。齐国献穆大长公主，太宗之子，真宗之妹，陛下之姑，而谦恭率礼，天下称其贤。愿陛下教子以太宗为法，公主事夫以献穆为法。』然公主意终恶玮，不肯复入中门，状若狂易，欲自尽者数矣。苗贤妃与俞充仪谋，使内臣王务滋管勾驸马宅，以伺玮过。玮素谨，务滋不得其过，乃告苗、俞曰：『但得上旨。』务滋请以巵酒了之，苗、俞白上，上不答。顷之，上与皇后同坐，苗、俞又白之。皇后曰：『陛下念章懿皇后，故玮得尚主，今奈何欲为此?』都知任守忠在旁曰：『皇后言是也。』务滋谋讫不行，寻有是命。
此据司马氏《记闻》及奏议。怀吉先配西京洒扫班在五月十日庚申，其复召不得时日。
三月壬子，兖国公主降封沂国公主，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建州观察使，落驸马都尉。自公主入禁中，玮兄璋上言：『玮愚矣，不足以承天恩。乞赐离绝。』上将许之，司马光又言：『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，故使玮尚主，欲以申固姻戚，常贵其家。今玮母子离析，家事流落，大小忧愁，殆不聊生，岂陛下初意哉?近者章懿太后忌日，陛下阅奁中故物，思平生居处，独能无雨露之戚，凄怆之心乎?璋、玮既蒙斥，公主亦不得无罪。』上感悟，遂并责公主，待李氏恩礼不衰，且赐黄金二百两，谓曰：『凡人富贵，亦不必为主婚也。』
此据司马光《记闻》云。
十一月乙巳，进封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，建州观察使、知卫州李玮改安州观察使，复为驸马都尉。
熙宁八年二月丙寅，济州防御使李璋复为彰信军留后、驸马都尉。璋以庄孝大长公主薨，故谪，至是复之。
文彦博叱史志聪
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，上御大庆殿受朝。前一夕大雪，至压宫架折，上在禁处跣祷于天，及旦而霁。百官就列，既卷帘，上暴感风眩，冠冕欹侧，左右复下帘，或以指抉上口出涎。乃小愈，复卷帘，趣行礼而罢。戊午，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。宰相文彦博捧觞诣御榻上寿。上顾曰：『不乐耶?』彦博知上有疾，错愕无以对，然尚能终宴。己未，契丹使者入辞，置酒紫宸殿。使者入至庭中，上疾呼曰：『趣召使者升殿，朕几不相见。』语言无次。左右知上疾作，遽扶入禁中。彦博以上旨谕契丹使者云：『昨夕宫中饮酒稍多，今不能亲临宴，遣大臣就驿赐宴，仍授国书。』彦博与两府俟于殿阁，久之，召入内副都知史志聪、邓保吉等，问上至禁中起居状。志聪等对以禁中事严密，不敢泄。彦博怒叱之曰：『主上暴得疾，系宗社安危，惟君辈得出入禁阁，岂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?欲何为耶！自今疾势少有增损，必一一见白。』仍命引至中书取军令状。志聪等素谨愿，皆听命。及夕，皇城诸门白当下锁，志聪曰：『汝自白宰相，我不任受其军令。』由是禁中事，宰相无不知者。庚申，诣内东门小殿问起居。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：『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！』语极纷错，宫人扶侍者皆随上而出，谓彦博等曰：『且为天子赐赦消灾。』
彦博等始议降赦。茂则，内侍也，上素不之喜，闻上语，即自缢，左右救解不死。彦博召茂则责之曰：『天子有疾谵语尔，何遽如是?汝若死，使宫中何所自容耶?』戒令常侍上左右，无得辄离，皇后以是亦不敢辄至上前。诸女皆幼，福康公主稍长，时已病心，初不知上之有疾，侍上侧者，惟十阁宫人而已。上既不能省事，两府但相与议定，称诏行之。二府谋以上躬不宁，欲留宿禁中而无名。辛酉，彦博与富弼建议设醮祈福于大庆殿，两府监之，昼夜焚香，设幄宿于殿中西庑。史志聪等白：『故事，两府无留宿殿中者。』彦博曰：『今日何论故事也！』近臣祷于在京寺观，天下长吏祷于岳渎、诸祠。壬戌，上疾小间，暂出御崇政殿，以安众心。癸亥，赐在京诸军特支钱。两府求诣寝殿见上，史志聪难之[5]，富弼责之曰：『宰相安可一日不见天子?』志聪等不敢违。是日，两府始入福宁殿卧内奏事。两制近臣日诣内东门起居，百官五日一入。甲子，大赦，蠲被灾田租及倚阁税。戊辰，罢上元张灯。自是上神思浸清宁，然终不语。辅臣奏事，大抵首肯而已。辛未，命辅臣祷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。壬申，罢醮，两府始分番归第，不归第者各宿于其府。
二月甲午，诏两制以上日问候于内东门，余皆罢之。
甲辰，御延和殿，帝康复。丙午，宰臣率百官拜表称贺。
三月壬申，以圣体康复，命宰臣谢天地、社稷、宗庙、寺观、诸祠。
五月甲申，诏以九月于大庆殿行恭谢之礼。
英宗即位
嘉祐七年九月乙巳朔，以皇子为齐州防御使，进封钜鹿郡公。庚申，皇城使、端州刺史、入内副都知石全育管勾皇子位。
十月乙亥，皇子上表辞所除官，赐诏不允。
十一月戊辰，皇子徙入位。壬申，太常礼院言：『奉诏同閤门定皇子齐州防御使立班，请于皇亲本班之前别为一班，閤门祗侯在使相之下。』从之。是岁冬至，皇子由内东门入贺，时与驸马都尉李玮同幕次。中使以官先入玮，玮曰：『内朝以亲皇子天下本，不敢先。』中使复入奏，乃先皇子。
此据《政和会要》。
八年二月癸未，帝不豫。甲申，德音：降天下囚罪一等，徒以下释之。
三月乙丑，以圣体康复，宰相、臣僚诣东上閤门，拜表称贺。辛未晦，上暴崩于福宁殿。是日，上饮食起居尚平宁，甲夜忽起，索药甚急，且召皇后。皇后至，上指心不能言。召医官诊视，投药灼艾，已无及，丙夜遂崩。左右欲开宫门召辅臣，皇后曰：『此际宫门岂可夜开?且密谕辅臣，黎明入禁中。』又取粥于御厨。医官既出，复召入，使入禁中守之。
四月壬申朔，辅臣入至寝殿。后定议召皇子入，告以上晏驾，使嗣立。皇子惊曰：『某不敢为！某不敢为！』因反走。辅臣共执之，或解其发，或被御服，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、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谕旨，又召翰林学士王珪草遗制，珪皇惧不知所为，韩琦谓珪曰[6]：『大行在位凡几年?』珪悟，乃下笔。至日昳，百官皆集，犹吉服，但解金带及所佩鱼，自垂拱殿门外哭而入，班福宁殿前，哭止。韩琦宣遗制，英宗即皇帝位，见百官于东楹。百官再拜复位，哭乃出。帝欲亮阴三年，命韩琦摄冢宰，辅臣皆言不可，乃止。
蔡氏《直笔》云：仁宗暴崩，慈圣光献皇后秘不发丧，密召英宗。又禁中降內批，宣大臣明日却问候。晓开内东门，乃启垂拱殿后门宣上旨，令大臣升垂拱殿入。宰相韩琦而下至福宁殿下，再拜升阶，扣帘欲进。内侍言：『皇后在此。』琦却立。后发哭曰：『天下不幸，夜来官家忽然上仙。』大臣发哭，后曰：『怎奈何相公，官家无子。』琦曰：『皇后不可出此言!皇子在东宫，何不便宣入?』后曰：『只是宗室，立了他后，莫有人争?』琦曰：『更何可议拟?』后乃曰：『皇子已在此。』方命卷帘时，英宗已即位了。琦退，谓同列曰：『适来敢乱发一言耶?』于是宣珪草遗制。殿帅郝质戒殿前班兵曰：『今入殿，候见吾山呼拜时，汝辈方得山呼!』质扣殿陛曰：『宰相欲上殿看官家。』琦禀后，后许之。时英宗散发被面，覆以帽子。质徐缙笏拂开发，审观之，降殿山呼拜，殿前班亦山呼拜。
时朝论称：有如此宰相、殿帅，天下岂不晏然？按：司马氏日记，则英宗在外，翼日召入。《韩琦家传》亦云：遣中使扶侍皇子，须臾皇子到。与《日记》略同。如《直笔》所载琦对后语若果有之，《家传》必不肯遗，恐出于传闻，未可信也。又此时殿帅乃李璋，而郝质实为马军帅，《直笔》盖误，今不并取。《邵氏见闻录》亦云：仁宗大渐之夕，光献即召英宗入。翌日大臣方入，英宗即位。与蔡氏《直笔》同，然《实录》、《本纪》皆云：辅臣至福宁殿，皇后传遗旨，命皇子即位，不云先召入也。《实录·曹太后传》独云先召皇子入，翼日乃召辅臣。更须考详。
癸酉，大赦，除常赦所不原者。百官进官一等，服绯、紫及十五年者与改服色。优赏诸军如乾兴故事[7]。所费无虑一千一百万贯、匹、两，在京费四百万。乙亥，群臣表请听政，不从。诏天下官名、地名、人名、姓名与御名同者改之。改名部署曰总管。己亥，立京兆郡君高氏为皇后，北作坊使遵甫之女。遵甫，继勋之子也。母曹氏，皇太后亲姊。后四岁与上同育于禁中。仁宗尝谓太后必以相配，太后许诺。既长出宫，庆历七年，归于濮邸，封京兆郡王，于是正位。己酉，追赠皇后三代。
校勘记
[1]庚戌 原本作『庚子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九二改。
[2]干求内降 原本无『干求』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九二补。
[3]以下九人 原本无『九人』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九二补。
[4]佣奴 原本作『庸奴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九六改。
[5]难之 原本作『不之□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八二改。
[6]韩琦 原本作『翰琦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九八改。
[7]优赏 原本作『优质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九八改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三
英宗皇帝
经筵神宗附
嘉祐八年七月，英宗即位[1]。十二月[2]。先是十月，辅臣请如乾兴故事，只日召侍臣讲读。上曰：『当俟祔庙毕，择日开经筵。』寻有诏直须来春。司马光以为学者帝王首务，不宜用寒暑废。上纳其言。
十二月己巳，始御延英阁，召侍读、侍讲讲《论语》，读《史记》。吕公著讲『学而时习之』，曰：『《说命》：王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。学于古训，乃有获。然则人君之学，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所用心，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，非若博士、诸生治章句、解训诂而已。』又讲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』，公著言：『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皆须朋友讲习。然士之学者以得朋为难，故有朋自远方来，则以为乐。至于王人之学，则力可以致当世之贤者，使之日夕燕见讲劝。于左右之贤为未足，于是乎访诸岩穴，求诸滞淹，则怀道抱德之士，皆不远千里而至，此天子之友朋自远方来者也，其乐亦大矣。』又讲『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』，公著言：『在下而不见知于上者多矣，然在上者，亦未有见知于下者也。故古之人君，令有未孚，人心有未服，则反身修德，而不以愠怒加之。如舜之诞敷文德，文王之皇自敬德也。』刘敞读《史记》，至『尧授舜以天下』，因陈说曰：『舜至侧微也，尧越四岳，禅之以位，天地享之，百姓戴之，非有它道，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。何谓孝友?善父母为孝，善兄弟为友。』辞气明畅，上竦然改容，知其以讽谏也。左右属听者皆动色，即日传其语于外。既退，王珪谓敞曰：『公直言至此乎?』太后闻之，亦大喜。
治平元年夏四月甲申，御迩英阁。上谕内侍任守忠曰：『方日永，讲读官久侍对未食，必劳倦。自今视事毕，不俟进食，即御经筵。』故事，讲读毕，拜而退。上命毋拜，后遂以为常。上自即位感疾，至是犹未全安，多不喜进药。吕公著讲《论语》『子之所慎斋战疾』，因言：『有天下者，天地、宗庙、社稷之主，其于斋戒祭祀，必致诚尽恭，不可不谨。古之人君，一怒则伏尸流血，故于兴师动众，不可不谨。至于人之疾病，常在起居饮食之间，众人所忽，圣人所谨，况于人君，任大守重，固当节嗜欲，远声色，近医药，为宗社自爱，不可不谨。』上纳其言，为之俛首动容。后因辅臣奏事，语及公著。欧阳修曰：『公著为人恬静而有文。』上曰：『比于经筵，讲解甚善。』
九月丁卯。初，有诏以是日开迩英阁，至重阳节当罢。吕公著、司马光言：『先帝时，无事常开讲筵。近以圣体不安，遂于端午及冬至以后盛暑、盛寒之际，权罢数月。今陛下始初清明，宜亲近儒雅，讲求治术。愿不惜顷刻之间，日御讲筵。』从之。
二年冬十月庚寅，天章阁待制吕公著、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。甲寅，司马光言：『臣以驽朽，得侍劝讲。窃见陛下天性好学，孜孜不倦。然于经席之中，未尝发言，有所询问。臣愚意陛下欲护群臣之短，恐于应对之际仓卒失据，不能开陈，稠人之中，受其愧耻。此诚圣心仁恕之极，群臣捐躯，无以报塞。然臣闻《易》曰：「君子学以聚之，问以辨之。」《论语》曰：「疑思问。」(中庸》曰：「有弗问，问之弗得，弗措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。」以此言之，学非问辨，无由发明。今陛下皆默而识之，不加询访，虽为臣等疏浅之幸，窃恐无以宣畅经旨，裨助圣性。伏望陛下自今讲筵，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，乞赐诘问，或虑一时记忆不能备者，许令退归讨论，次日别具札子敷奏，庶几可以辅稽古之志，成日新之益。』治平四年正月，神宗即位。四月壬申，同知谏院傅卞请开经筵[三]，且讲丧礼。诏俟祔庙毕取旨。丙戌，翰林学士吕公著兼侍讲。
九月癸卯，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。光辞，吕公著具奏封驳。上手诏谕光曰：『适得卿奏，换卿禁林，得兼劝讲。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，故有是命，非朕本意也。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，今将开延英之席，得卿朝夕讨论，敷陈治道，以箴遗阙，故命进读《资治通鉴》，此朕之意。吕公著所以封还者，盖不知此意耳。』于是取告勅直付閤门，趣光等令受。
十月甲寅，司马光初读《资治通鉴》。
熙宁元年二月庚申，司马光进读《资治通鉴》三页毕，上更命读一页半。读至苏秦约六国纵事，上曰：『苏秦、张仪掉三寸舌，乃能如是乎?』光对曰：『秦、仪为纵横之术，多华少实，无益于君。委国而听之，此所谓利口覆邦家者也。』上曰：『朕闻卿进读，终日忘倦。』光曰：『臣空疏无取，陛下每过形奖饰，不胜惶惧！』
四月庚申，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、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言：『窃寻故事，侍讲者皆赐坐。自乾兴以后，讲者始立，而侍者皆坐听。臣等窃谓侍者可使立，而讲者当赐坐。乞付礼官考议。』诏礼院详定以闻。后判太常寺韩维、刁约、同知礼院胡宗愈言：『臣等窃谓臣侍君侧，古今之常。或赐之坐，盖出优礼。祖宗以来，讲说之臣多赐坐者，以其敷畅经艺，所以明先王之道。道之所存，礼则加异。太祖开宝中，李穆、王昭素、□□召对便殿，赐坐，令讲《易·乾卦》；太宗端拱中，幸国子监，升辇将出，顾见讲坐，因召学官李觉讲说。觉曰：「陛下六飞在御，臣何敢辄升高堂?」太宗为之降辇，令有司张帘幕，设别坐，诏觉讲《易》之《泰卦》。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，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于前，则事体轻重，义为未安。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旧制，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。』判太常寺龚鼎臣、苏颂、周孟阳、同知礼院王汾、刘攽、韩忠彦等言：『窃谓侍从之官见于天子者，赐之坐，有所顾问，犹当避席立语，况执经人主之前，本欲便于指陈，则立讲为宜。若谓传道近为师，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，非有为师之实，岂可专席安坐，以自取重也?又朝廷班制，以侍讲居侍读之下，祖宗建官之本意轻重可知矣。今若侍讲辄坐，其侍读当从何礼?若亦许之坐，则侍从之臣每有进说，皆当坐矣。且乾兴以来，侍臣立讲，历仁宗、英宗两朝，行之且五十年，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?今人主待侍臣，由始见以及毕讲，皆赐之坐，其尊德重道，固已厚于三公矣，尚何加焉?其讲官侍立，伏请仍旧。』初，孙奭坐讲，仁宗尚幼，扳案以听之。奭因请立讲，论者不以为是。及公著等奏请，众议不同，上以问曾公亮，但称：『臣侍仁宗书筵亦立。』后安石因讲赐留，上面谕曰：『卿当讲日可坐。』安石不敢坐，遂已。
十月壬寅，诏讲筵权罢讲《礼记》，自今令讲《尚书》。先是，王安石讲《礼记》，数难《记》者之是非。上以为然，曰：『《礼记》既不皆法言，择其有补者讲之，如何?』安石对曰：『陛下必欲闻法言，宜改它经。』故有是诏。丙午，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。司马光言：『方今之患，在于朝廷务名不务其实，求其末不求其本。凡富民之本在得人，县令最为亲民。欲知县令能否，莫若知州；欲知知州能否，莫若转运使。陛下但能择转运使，使转运使按知州，使知州按知县，何忧民不富也?』
二年二月甲寅，初开讲筵。己巳，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。
十一月庚辰，御迩英阁。司马光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至『曹参代萧何为相，一遵何故规』，因言：『参以无事镇海内，得持盈守成之道，故孝惠、高后时天下晏然，衣食滋殖。』上曰：『使汉常守萧何之法，久而不变，可乎?』光曰：『何独汉也?夫道者万世无敝。夏、商、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法，何衰乱之有乎?』上曰：『人与法亦相表里耳。』光曰：『苟得其人，则何患法之不善?不得其人，虽有善法，失先后之施矣。故当急于得人，缓于立法也。』壬午，御迩英阁，吕惠卿讲《咸有一德》，咎单遂训伊尹相汤，立典刑以传后世。及其殁也，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，于是训其事以告之。与曹参遵萧何之法，其文则似，其实则非也。先王之法，有一岁一变者，则《月令》季冬节国典，以待来岁之宜，而《周礼》正月始和，布于象魏是也。有数岁一变者，则尧、舜五载修五礼，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。有一世一变法者，则刑罚世重世轻是也。有数十世而改者，则夏贡、商助、周彻，夏校、商序、周庠之类是也。有虽百世不变者，尊尊、亲亲、贵贵、长长，尊贤使能是也。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、文、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，武帝改其法而乱；宣帝守其法而治，元帝改其法而乱。臣按：何虽约法三章，其后乃以为九章，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。惠帝除挟书律、三族令，文帝除诽谤妖言[4]，除秘祝法，皆萧何法之所有，而惠与文除之，景帝又从而因之，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。光之措意，盖不徒然，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，固此规讽。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、看详中书条例，故此论也。臣愿陛下深察光言，苟光言是，则当从之；若光为非，则陛下亦当播告之，修不匿厥指，召光诘问，使议论归一。』上召光前，谓光曰：『闻惠卿之言乎[5]，其言何如?』光对曰：『惠卿之言有是有非。惠卿言汉惠、文、武、宣、元治乱之体是也，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、五岁一变、一世一变，则非也。《周礼》所谓「正月始和，布于象魏」者，乃旧章也，非一岁一变也，亦犹州长、党正、族师于岁首、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。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，坏乱旧政，故五载一巡狩，以考察之，有变乱旧章者，则削黜之，非五岁一变也。刑罚世轻世重者，盖新国、乱国、平国随时而用，非一世一变也。且臣所谓率由旧章，非谓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。臣承乏经筵，惟知讲读经史，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，臣则委曲发明之，以助万分，本实无意讥惠卿。』惠卿曰：『司马光备位侍从，见朝廷事有未便，即当论列。有官守者，不得其守则去；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，岂可但已?』光曰：『前者诏书，责侍从之臣言事，臣遂上此疏，指陈得失，如制置条例司之类，皆在其中，未审得达圣听否。』上曰：『见之。』光曰：『然则臣不为不言也。至于言不用而不去，则臣之罪也。惠卿责臣，实当其罪，臣不敢辞！』上曰：『相共讲是非耳，何至乃尔?』王珪进曰：『光所言，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，亦不必更耳。』因目光令退。珪进读《通鉴》毕，降阶将退，上命迁坐墩于阈内御坐前，皆命就坐，左右皆避去。上曰：『朝廷每更一事，举朝士大夫汹汹，皆以为不可，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。』光曰：『朝廷散青苗钱，兹事非便。』吕惠卿曰：『光不知此事，彼富室为之则害民。今县官为之，乃所以利民也。』光曰：『昔太祖平河东，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，命和籴粮草以给之。当是时，人稀物贱，米一斗十余钱，草一围八钱，民皆乐与官为市，不以为病。其后人益众，物益贵，而转运司常守旧价，不肯复增，或更折以茶布，或复支移折变。岁饥，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，至今为膏肓之疾。朝廷虽知其害民，以用度乏，不能救也。臣恐异日青苗之害，亦如河东之和籴也。』惠卿曰：『光所言，皆吏不得人，故为民害耳。』光曰：『如惠卿言，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。』吴申曰：『司马光之言，可为至论。』光曰：『此等细事，皆有司之职，不足烦圣虑。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罚，此乃陛下职尔。』上曰：『然。文王罔攸，兼于庶言庶狱，惟有司之牧者，此也。』上复谓光曰：『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。』光曰：『不敢。』遂退。
三年四月甲申，翰林学士司马光读《资治通鉴》『汉贾山上疏，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不自知』，因言从谏之美，拒谏之祸。上曰：『舜塱谗说殄行。若台谏为谗，安得不黜?』光曰：『臣因进读及之耳。时事臣不敢众论也。』司马光读《资治通鉴》张释之论啬夫利口。光曰：『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。夫利口何至覆邦家?盖其人能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。人主苟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，则邦国之覆，诚不难矣。』时吕惠卿在坐，光所为论，专指惠卿也。
七年四月，王安石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知江宁府。
五月丙辰，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[6]、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。安石既出，吕惠卿欲引安石亲昵置之左右，荐朱明之为侍讲。上不许，曰：『安石更有妹夫为谁?』惠卿以季长对。上即召季长，与惠卿弟升卿同为侍讲。升卿素无学术，每进讲，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等事。上时问以经义，升卿不能对，辄目季长从旁代对。上问难甚苦，季长辞屡屈。上问从谁此义，对曰：『受之王安石。』上笑曰：『然则且尔！』季长虽党附安石，而尝非王雱、王安礼及吕惠卿所为，以为必累安石，雱等亦恶之，故不甚得进用。
元丰元年三月壬午，侍读吕公著读《后汉书》毕，上留公著，极论治体，至三皇无为之道、释老虚寂之理，公著问上曰：『此道高远，尧舜能知之乎?』上曰：『尧舜岂不知?』公著曰：『尧舜虽知之，然常以知人安民为难，此所以为尧舜也。』上又论前世帝王曰：『汉高帝、武帝有雄材大略。高祖称吾不如萧何，吾不如韩信。至张良，独曰吾不如子房。盖以子房道高，尊之，故不名。』公著曰：『诚如圣谕。』上又曰：『武帝虽以汲黯为戆，然不冠则不见。后虽得罪，犹以二千石禄终其身。』公著曰：『武帝之于汲黯，仅能不杀耳。』上又论唐太宗，公著曰：『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，以其能屈己从谏。』上临御日久，群臣畏上威严，莫能进规，至是闻公著言，竦然敬纳之。丁亥，御迩英阁。讲官黄履进《周礼·八柄》。上曰：『坐而论道，谓之三公。而八柄非太宰所得与，何也?』履曰：『八柄以驭群臣。驭者，主道也，故非太宰所与。』上曰：『善。』
八月丁卯，黄履讲『宰夫之职，正岁书其能者与其良者，而以告于上。』上曰：『或言诏王废置，或言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，或言以告而诛之，或言以告于上，何也?』履对曰：『诏冢宰而已，以告而诛之，以告于上者，或诏王，言王及官长皆不得专也。』上曰：『或三年，或终岁，则书能否告之，以为废置。此独于正岁，何也?岂非旧岁之所考，书以告乎?』履曰：『然。』
六年四月壬申，御迩英阁。蔡卞讲《周礼》至司市，上谓卞曰：『先王建官治市，独如此其详，何也?』卞对曰：『先王建国，面朝而后市。朝以治君子，市以治小人，不可略也。』上曰：『市众之所聚，详于治众故也。』
编修《通鉴》
治平三年四月辛丑，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《历代君臣事迹》，于是光奏曰：『臣自少以来，略涉群史。窃见纪传之体，文字繁多，虽以衡门专学之士，往往读之不能周浃，况于帝王日有万机，必欲遍知前世得失，诚为未易。窃不自揆，常欲上自战国，下至五代，正史之外，旁采它书，凡关国家之盛衰、系生民之休戚，善可为法、恶可为戒，帝王所宜知者，略依《左氏春秋传》体，为编年一书，名曰《通志》，其余浮冗之文，悉删去不载，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。私家区区，力不能辨，徒有其志而无功。顷臣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，幸蒙赐览。今所奉诏旨，未审令臣续成此书，或别有编集?若续此书，乞亦以《通志》为名。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，固非愚臣所能独修。伏见翁源县令广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、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有史学，为众所推。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，庶使早得成书，不至疏略。』诏从之，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，俟书成，取旨赐名。其后君锡父丧，不赴命，太常博士、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。恕，均州人；君锡，良规之子也；攽，敞之弟也。
四年正月丁巳，神宗即位。
十月，诏翰林学士司马光权免著撰本院文字，又诏五日一直，修《资治通鉴》故也。甲寅，司马光初读《资治通鉴》。上亲制序面赐光，赐名《资治通鉴》，令候书成日写入。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。
赐旧书不在此时，今从《帝学》并书之。新纪：书赐翰林学士司马光《资治通鉴序》。此固当时书也。
熙宁元年二月丙辰，司马光进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论苏秦、张仪事（详见《讲筵》）。
三年六月戊寅，翰林学士司马光乞差试校书郎、前知泷水县范祖禹同修《资治通鉴》，许之。祖禹，镇从孙也。
元丰元年十月己未，诏：『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乞子康充编修《资治通鉴》所检阅文字，从之。』
二年二月壬子，司马光言：『同编修《资治通鉴》范祖禹已改京官罢任，乞留在局编修。』从之。
七年十二月戊辰，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太中大夫、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，降诏奖谕，赐银绢、衣带、马；奉议郎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，并以修《资治通鉴》书成也。《资治通鉴》自治平三年置局，光乞以刘恕、赵君锡同修。君锡不赴，刘攽代之。攽在局五年，通判泰州范祖禹代之。每修一史毕，上之。至是，上《五代纪》三十卷，总二百九十四卷，《目录》，《考异》各三十卷。时攽出监衡州盐酒务，而恕已前卒。上谕辅臣曰：『前代未尝有此书，过荀悦《汉纪》远矣!』辅臣请观之，遂命付三省，仍令速进入。
八年四月丁丑，资政殿学士、太中大夫司马光知陈州。己丑，承事郎司马康为秘书省正字，以康与修《资治通鉴》故也。
元祐元年三月丁丑，宰臣司马光言：『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，即日在本省，别无职事。欲望特差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《资治通鉴》。』从之。
七月辛酉。先是，秘书少监刘攽等言：『光与故秘书丞刘恕同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恕于此书功力最多。比及书成，编修属官皆蒙纪录，唯恕身亡，其家未霑恩，子孙并无人食禄。请援黄鉴、梅尧臣例，除一子官。』于是司马光亦为之请。诏与恕一子守郊社斋郎。
撰定历法 神宗附
治平二年三月丁卯，上初即位，命殿中丞、判司天监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、丞王栋、主簿周应祥、周安世[7]、马杰、判台郎杨得言作新历，三年而成。琮言：『《崇天历》气节加时后天半日，五星之行差半次，日食之候差十刻。』既而中官正舒易简与监生石道、李遘更陈家学，于是诏翰林学士范镇、诸王府侍讲孙思恭、国子监直讲刘攽考定是非，推《尚书》『辰弗集于房』与《春秋》之日食，参今历之所候。而易简、道、遘等所学疏阔，不可用，新书为密，乃赐名《明天历》，诏翰林学士王珪序之。琮等各迁两官，赐物有差。其后《明天历》亦不可用，而琮等皆夺所迁官。
熙宁元年七月甲申，京师地震。乙酉，又震。是夜月食，有司言《明天历》不效，当改历。诏司天历官杂候星晷，更造新历。
此据沈括《奉元历序》。八月历成。
八月乙丑，诏复行《崇天历》。供备库使李元亨、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夺一官，秋官正周应祥、周安世、中官正马杰、王栋、冬官正杨得言各夺两官。初，司天请重造历，元亨、监应祥等同知算造[8]。琮提点既成。各进宫，琮子及姻戚皆预焉。在监善历者，琮未尝与议，至是占验颇差，故并削夺。
二年秋七月，提举司天监所言：『自今每岁造《大衍》、《宣明》、《景福》、《崇天》、《明天》等历，其岁若有日月交食，令具著所食分数及亏初、食甚、复未时刻，遇交食集算，造历官于浑仪下对所差，勾当御药院官与两判监测验浑仪官验分数。』从之。
三年八月戊午，诏直舍人院吕大防、监司天监官详定今年八月进行朔望有无差缪。先是，《崇天历》以八月戊午为朔，而望在十七日。司天中官正周琮撰《明天历》，则以己未为朔，而望在十六日。琮言：『古今注历，望未有在十七日者。』《崇天历》官舒易简等言：『乾兴元年历，七月注十三日望，则今注十七日望不为非。』朝廷从易简等说，而琮争不已，故命大防详定。既而大防言：『易简等所指乾兴历注十三日望，乃私历舛误，已自屈服。然据诸家历议，虽有十七日为望之法，但颁历既无注十七日为望。有自天圣三年后，三望在十七日，皆注十六日为望，尽十七日辰度已前，定属十六日夜故也。今年八月朔，于《崇天历》本经不当进，但于十六日注望可矣。』诏如大防议。
四年二月戊寅[9]，诏司天监印卖历日，民间无得私印，以息均给本监官属。后自判监已下凡六十八员，皆增食钱：判监月七千五[10]，官正三千。见卖历日官增食钱外，更支茶汤三千。时初罢司天监官监在京库务及仓草场门，而中书议增其俸，故有是诏。
六年六月辛巳，提举司天监陈绎等言：『本监测验簿气朔差互，而《崇天历》气后天，《明天历》朔后天，其失皆置元不当，未可考正。及集众官详定，浮漏不可用，司天监天文院浑仪亦各有舛矣。若止因旧器粗为增损，不免疏缪。』诏气朔令司天监指挥校定历书人卫朴别造历，与旧时比较疏密。其浮漏浑仪，令依新样装造，司天监别测验以闻。
八年闰四月壬寅[11]，知制诰沈括上《熙宁奉元历》。诏进括一官，司天监官吏进官、赐银绢有差。初，仁宗朝用《崇天历》，至治平初，司天监周琮改撰《明天历》行之。监生石道言：『未经测验，不可用。』不听。至熙宁元年七月望，夜将旦，月食东方，与历不协。乃诏历官杂候星晷，更造新历。终五年，冬日行余分略具。会括提举司天监，言淮南人卫朴通历法。召朴至，朴言：《崇天历》气后天，《明天历》朔后天。又《明天历》朔望、小余常多二刻半以上，盖创历时惟求朔积年数小减过闰分使然，故求日月交食为疏。《崇天历》以熙宁元年交食，视《明天》为密，然但见朔法而已。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与十二月甲辰参较，差一寸一分半。又以日法除，得气后天五十三刻，其失皆在置元不当也。』诏朴改造。自以己学为之[12]，视《明天历》朔减二刻。历成行之，赐朴钱百千。至绍圣初，又改历。
五月癸酉，补司天监生石道为灵台郎。道尝言《明天历》未经测验，不可用，坐是夺官。既而月食与律不协，历官皆抵罪，乃还道保章正，仍为监生。至是与修《奉元历》成，故有是命。
九年正月甲申，权发遣三司使沈括言：『前提举司天监，尝奏司天监测验天象已及五年，蒙差卫朴算造新历。后考校司天所候星辰晷漏，各差缪不可凭用。其新历为别无天象文籍参验，止据前后历书详酌增损，立成法难以颁行，尚虑未能究极精微。乞令本院学生等用浑仪、浮漏、圭表测验，每日记录。候及三五年，令元撰历参较，如有未尽，即令审行改正。已蒙施行。今若测验得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测验过日月五星行度晷之类，乞下司天监，逐旋付卫朴参较新历改正。』从之。先是，《奉元历》载今月望夜月食不验，诏问修历推恩人姓名。至此括有此奏（八年十一月壬寅初行《奉天历》）。
十年八月己丑，秘书监、集贤院学士苏颂为辽主生辰国信使。故事，使辽者冬至日与辽人交相庆。是岁，本朝历先契丹一日，契丹人固执其历为是。颂曰：『历家算小异，则迟速不同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，则犹是今夕；若逾刻则属子时，为明日矣。或先或后，各从本朝之历可也。』契丹不能屈，遂各以其日为节。颂使还，奏之。上喜曰：『朕思之，此最难处。卿对极得宜。』
元丰元年闰正月甲午，又诏提举司天监近校月食时分[13]，比《崇天》、《明天》二法，已见新历为密。又前闰正月岁在戊子，今复闰于戊午，理恐亦不缪，宜更不须考究其所差。讲究新历官等并罢，卫朴给路费钱二十千。先是，朴在熙宁初更造新历，至十年，议者以为占月食差，故再诏朴集议，至是罢之。
十二月辛丑朔，诏提举司天监集历官考算大辽、高丽、日本国、本朝《奉元历》同异闻奏。其后历官赵延庆等言：『辽己未年气朔与《宣明历》合，日本戊午年气朔与辽历相近，高丽戊午年朔与《奉元历》合，其二十四气内，有七气时刻并逐月太阳过宫日数时刻不同。』
五年正月乙巳，翰林学士王安礼言：『详定浑仪官欧阳发言：至道、皇祐之器，皆差而无据。今造浑仪、浮漏水样，准诏进呈。及欧阳发其新器之变旧器之失。臣等看详，除司天监浮漏疏谬不可用，依新样改造外，至道、皇祐之器及景表各有差谬，欲依欧阳发条具施行。』从之。
五年六月丙寅，司天监历算、天文、三式三科令、丞、主簿并减，以冬官正王赓言，因减罢司天监官监仓草场门，故增置三令、丞、主簿，于职事无补故也。
七年十二月辛未，诏许四选命官通算学者，依参选人赴吏部就试，合格人上等除博士，中、下等为学谕。
校勘记
[1]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 按：《宋史·仁宗纪》四：『（嘉祐八年三月）辛未，帝崩于福宁殿，遗制皇子即皇帝位。』又《宋史·英宗纪》：『夏四月壬申朔，皇后传遗诏，命帝嗣皇帝位。秋七月壬子，初御紫宸殿。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，至是始见百官。』此云七月英宗即位不切，当是指英宗御紫宸殿见百官也。
[2]十二月 原本无此三字，兹据文意补。『先是十月』云云，《长编》卷一九九系于嘉祐八年十二月甲寅后。
[3]傅卞 原本二字作墨丁，黄以周《续长编拾补》亦未辑此条。拙撰《宋代京朝官通考》第一册列治平四年初同知谏院者乃傅卞，以《会要·兵》一四之三、《长编》卷二○八、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九十六《回谏院傅龙图卞攀违书》为证，可参。
[4]文帝 原本作『文章帝』，其『章』字衍，据《续长编拾补》卷六删。
[5]闻惠卿之言乎 原本脱『闻惠』二字，据《续长编拾补》卷六补。《拾补》原校：『据《皇朝类苑》卷十五补。』
[6]吕升卿 原本脱『卿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五三补。
[7]周安世 原本作『用安世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四改。
[8]监应祥 《续长编拾补》卷三下无『监』字，疑衍。
[9]戊寅 原本作『癸本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○改。
[10]七千五 原本作『七十五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○改。
[11]壬寅 原本作『乙未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三改。
[12]为之 原本作『为天□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三改补。
[13]提举司天监 原本作『提举司司天监』，衍一『司』字。据《长编》卷二八七删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四
英宗皇帝
光献垂帘
嘉祐八年四月。先是，辅臣奏事，帝必详问本末，然后裁决，莫不当理，中外翕然，皆称明主。是日晚，忽得疾，不知人，语言失序，复召已责降医官朱道安、甄立里、秦宗一、王士伦等人侍疾。丙子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丁丑，群臣三上表请听政。戊寅，诏许之，既而以疾不果。己卯，大赦。上疾增剧，号呼狂走，不能成礼。韩琦亟投杖褰帘，持上呼内人，属令加意拥护，又与同列入白太后，候听政日，请太后权同处分。礼院奏请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，中书、枢密院合班起居，以次奏事，或时召学士，亦许至小殿。皇太后处分称『吾』，群臣进名，起居于内东门。从之。
韩琦投杖褰帘拥护英宗事，据《家传》及王岩叟《别录》，国史并无此。
壬午，辅臣入对于柔仪殿西阁，皇太后御内东门小殿，垂帘听政。初议帝与太后同御东殿垂帘，辅臣合班以次奏事。及见上方服药，权居柔仪殿东阁之西室，太后居其东室。辅臣既入西室候问圣体，因奏军国事，太后乃独御东殿，辅臣以故事复奏于帘前。甲申，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：『大行皇帝天性至仁，群臣之功或未足言，而赏之已厚；罪或不可容，而罚之至轻。善则善矣，而小人不识大恩者，或几于骄慢。臣窃意陛下今兹继而为政，必纠之以严。纠之以严，诚是也。然天下之涵濡大行皇帝圣泽日久，一旦暴加绳检，恐骇而离心。伏愿殿下徐以义理教之戒之，有不听从而尤无良者，然后加刑罚焉，则谁敢不肃?此善之善者也。』又曰：『今殿下初摄大政，四方之人，莫不观听，以觇盛德。臣以为凡名号礼数所以自奉者，皆当深自抑损，不可尽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，以成谦顺之美，副四海之望。』又曰：『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，况后妃与国同体，休戚如一。若赵氏安则百姓皆安，况于曹氏，必世世长享富贵明矣。赵氏不安则百姓涂地，曹氏虽欲独安，其可得乎?』上自不豫以来，丧皆礼官执事，群臣奉慰，则垂帘不坐。乙未，大祥，上始亲行礼，又卷帘坐受慰。人心稍安。己亥，群臣上表，请临朝听政。表三上，乃许之。诏礼院别择日御正殿。上疾犹未平，命辅臣祷于天地、宗庙、社稷及景灵宫、寺观，又遣使二十一人祷岳渎名山。
六月癸酉，上复以疾不出。是时惟两府得入对柔仪殿，退诣内东门小殿帘帷之外，覆政事于皇太后如初。帝自感疾，即厌服药饵。韩琦尝亲执药杯以进，帝不尽饮而却之，药污琦衣。太后亟出御服赐琦，琦不敢当。太后曰：『相公殊不易。』皇子仲鍼侍侧，太后曰：『汝盍自劝之?』帝亦弗顾也。
帝初以忧疑得疾，举措或改常度。其遇宦官犹少恩，左右多不悦者，乃共为谗间，两宫遂成隙。太后对辅臣尝及之，韩琦因出危言感动太后曰：『臣等只在外得见官家，内中保护，全在太后。若官家失照管，太后亦未得安稳。』太后惊曰：『是何言?自家更切用心。』琦曰：『太后照管，则众人自然照管矣。』同列为缩颈流汗。或谓琦曰：『亦太过否?』琦曰：『不如此不得间。』有传帝在宫中过失事，众颇惑。琦曰：『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，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?琦固不信也。』传者亦稍息。
此据琦《家传》及《别录》，但略加删润，大意与十一月末所载略同。盖此时琦未赴昭陵，彼时归自陵下，不妨两出之。
七月壬子，初御紫宸殿，退御垂拱殿。中书、枢密奏事。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，至是始见百官，感动者久之。其后只日御前殿，双日御后殿，惟朔、望则前后殿皆不御。至祔庙如故。
九月。帝既视朝前后殿，而于听事拱默谦抑。御史中丞王畴上疏曰：『庙社拥护陛下起居平安，临朝以时，仅逾半载，而未闻开发听断，德音遏塞，人情缺然。臣屡尝论奏，愿陛下拨去疑贰，自与二府讲评国论，明示可否，而迄今言动寂寥，中外未有所传，此盖议论之臣辞浅情狭，不能仰寤君听。伏望思太祖、太宗艰难取天下之劳，真宗、仁宗忧勤守天下之力，勉于听决大政[1]，以慰母后之慈。毋疑贰谦抑，自使盛德阁然不光。』
十一月，方帝疾甚时，云为多乖错，往往触忤太后。太后不能堪，左右谗间者或阴有废立之谋。昭陵既复土，韩琦归自陵下。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书付琦，琦启之，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。琦即对使者焚毁，令复奏曰：『太后每说官家心神未宁。心神未宁，则语言举动不中节，何足怪也?』及进对帘前，太后呜咽流涕，具言，且曰：『老身殆无所容，须相公作主！』琦曰：『此病故耳，病已，必不然。子病，母可不容之乎?』太后不怿。欧阳修继言曰：『太后事仁宗数十年，仁圣之德，著于天下。妇人之性，鲜不妒忌。昔温成骄恣，太后处之裕然，何所不容?今母子之间，而反不能忍也?』太后曰：『得诸君知此，善矣。』修曰：『此事何独臣等知之，中外莫不知也。』太后意稍和。修又言曰：『仁宗在位岁久，德泽在人，人所信服，故一日晏驾，天下禀承遗命，奉戴嗣君，无一人敢异同者。今太后深居房闼，臣等五六措大尔，举动若非仁宗遗意，天下谁肯听从?』太后默然。它日，琦等见帝，帝曰：『太后待我无恩。』琦等对曰：『自古圣主明王不为少矣，然独舜为大孝，岂其余尽不孝也?父母慈爱而子孝，此常事，不足道。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，乃可称耳。正恐陛下事父母未至，父母岂有不慈爱者?』帝大悟，自是不复言太后短矣。
焚歌辞据《韩琦家传》，谓焚歌词时，琦在陵下，恐不然。《别录》称琦在中书，今略加删润，其他则据苏辙《龙川别志》。但《别志》云：大臣有不预立皇太子者，阴进废立之计。既不出主名，深恐必无之，或当时宦官辈有此议，非大臣也。如《家传》所载太后问昌邑王，亦竟不知何人为太后言此，今辄改为左右谗间者，庶不失事实。《别志》又云：欧阳修独见帝。按《传》则云韩琦独见，其劝帝尽礼。于太后语意略同，今改为琦等云云，或得其事之实也。
治平元年三月己酉[2]，司马光言：『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，陛下奉养之礼若丝毫不备，天地鬼神，其谓陛下为如何?此不可不留圣心也。』又言：『宜诏侍从近臣每日轮一员直资善堂，夜则宿于崇文院，以备非时宣召。其余群臣见及奏事者，亦望细加访问，以广聪明，裨益大政。』他日，光进对，又言：『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，承顺颜色，备尽孝道，凡宫中之事，濮王毕委陛下干之，无不平允。陛下事皇太后，当一如濮王然后可；视天下之政，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。』光寻以言不用恳求外补，帝令宰臣宣谕曰：『卿所言事略皆施行，且供谏职，未须求去。』光复奏：『今陛下虽奉事皇太后加于往日，犹未及事濮主之时承顺颜意，曲尽欢心。虽省览庶政，犹未尝访问群臣，讲治乱之切务。臣虽日侍丹康，有何所益?』吕诲言：『近日圣体平复，中外均庆，万机之事，未闻亲决议者，谓陛下避让，有所待焉。果如是，恐未为顺。当陛下违豫之时，非皇太后内辅，则政无所寄。大臣建策，于国忠也。然而陛下临朝御前殿，百官朝罢，两府大臣方至内东门，是纲领柄权皆在于手，陛下犹未专决，何所待也?』诲遂言于皇太后曰：『万机浩繁，殿下焦心劳思，曾未稍休，非所以燕怡福寿之本。况皇帝躬亲治事，勤励如此，在于圣虑，应已慰安。臣愚以谓东殿帘帏宜五七日一御，咨询大臣，无俾旷事，庶少均暇逸，于翊政之道亦无所损。当在沉机，奋于独断，豫宣教命，诞告于朝廷。外形谦让之宜，中遂优游之乐。』
四月，权御史中丞王畴上疏，请车驾行幸，以安人心。于是执政及谏官相继亦有请。上曰：『当与太后议之。』韩琦以白太后，太后曰：『上疾新愈，恐未可出。』琦曰：『上意亦自谓可出矣。』太后曰：『今素仗皆未具，更少须。』琦曰：『此细事，不难办也。』乃诏有司择日以闻。甲午，祈雨于相国、天清寺、醴泉观。帝久不豫，至是士庶欢呼相庆。戊甲，皇太后出手书付中书还政。是日，遂不复处分军国事。先是，上疾稍愈，自去年秋间日御前后殿视朝听政，两府每朝，入内东门小殿，覆奏太后如初。太后再出还政手书，大臣以白，上辄留之不出。上既康复无他，太后复降诏书还政。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。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禀上，上裁之决如流，悉皆允当。琦退，与同列相贺，因谓曾公亮等曰：『昭陵复土，琦即合求退。观上体未平，迁延至今。上听断不倦如此，诚天下大庆。琦当于帘前先白太后请一乡郡，须公等赞成之。』公亮等皆曰：『朝廷安得无公?公勿庸请也。』于是诣东殿，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，太后每事称善。同列既退，韩琦独留，遂白太后如向与公亮等言。太后曰：『相公安可求退?老身合居深宫，却每日在此，甚非得已。且容老身先退。』琦称：『前代如马、邓之贤，不免贪恋权势。今太后便能复辟，诚马、邓所不及。』因再拜称贺，且言：『台谏亦有章疏乞太后还政，未审决取何日撤帘?』太后遽起，琦即厉声命鸾仪司撤帘。帘既落，犹于御屏后微见太后衣也。
太后还政撒帘事，据蔡氏《直笔》、《邵氏见闻录》，并参取《韩琦家传》及王岩叟《别录》。及《家传》所载太后不乐还政等语，皆亏损圣德，且非事实，今并削去。《直笔》误云琦告枢相文彦博，亦不取。
嘉祐初，琦与富弼同相，或中书有疑事，往往私与枢密院谋之。自弼使枢密，非得旨令两府合议者，琦未尝询于弼也。弼颇不怿。及太后还政，撤东殿帘帷，弼大惊，语人曰：『弼备位辅佐，他事固不敢预闻，此事韩公独不能与弼共之耶?』或以咎琦，琦曰：『此事当如出太后意，安可显言于众?』弼自是怨琦益深。
富弼怨琦事，据司马氏《记闻》。《邵氏闻见录》称弼谓韩公『欲致弼于族灭之地』，恐弼无此言也。
吕诲上言：『皇太后罢同听政，谦尊之德，光辉益著。在皇太后则为得之，在陛下宜何如哉?伏望降诏，曲形谦让，至于再三，感动群情，庶几中礼。』诲寻又言：『皇太后事先帝日久，稔详治道，方罢共政，虽陛下至明烛理，凡百官关白，示未敢专之，则上慰慈颜，所得多矣。』庚戌，上始日御前后殿如故。御史中丞王畴上疏云云：『愿诏二府大臣讲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礼，若朝廷严奉之体与岁时朔望之仪、车服承卫之等威、百司供拟之制度、他时称尊之美号、外家延赏之恩典，可以称奉亲之意者，皆宜优异，以发扬母后功烈。』是日，诏中书、枢密院参议尊崇皇太后仪范以闻。壬子，诏皇太后令称圣旨，出入唯不鸣鞭，他仪卫如章献明肃太后。丙辰，上皇太后宫殿名目慈寿，加宣徽北院、保平节度使、判郓州曹佾同平章事。初议除拜，上以问宰相韩琦，琦曰：『陛下推恩元舅，非私外戚也。』以问枢密使富弼，弼对如琦。遂降制，而太后持其制弗下。上固请，久之乃许。
司马光《记闻》载韩维说慈寿将归政，颍王谓维及孙思恭曰：『慈寿欲为曹佾求使相。』二人不应，王竟使王陶达意于政府，果得之。它日，二人独见，维以是戒王曰：『今陛下已亲政，內外上下事体已定，当专心孝道。均养三宫而已，它事勿预也。』按：《实录》：佾制下，太后犹持之。不知求使相果太后意否?当考。
壬戌，以帝康复，命辅臣谢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宫观。癸亥，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：『臣在阙门之外，无由知禁廷之事。窃闻道路之言，未详虚实，皆言近日皇帝与皇后奉事殿下恭劝之礼甚加于往时，而殿下遇之太严，接之太简，或时进见，殿下虽赐之坐，如待疏客；语言相接，不过数句，须臾之间，已复遣去。如此，子母之恩如何得达?妇姑之礼如何得施?所以使之疑惑恐惧不敢自亲者，盖以此也。臣窃惟殿下母仪天下逾三十年，柔明之誉洽于中外。皇帝龙潜，藩邸进德修业，仁圣之望，光于远迩。先圣以至公大义选贤建嗣，海内之人，皆谓继统之日，慈孝之风必自家刑国，诚不意闾巷之民忽有今之异论。推其本原，盖由皇帝遇疾之际，宫省之内，必有谗邪之人造饰语言，互相间谍，一则诈效小忠，以结殿下，侥求禄利；二则自知过失素多，畏嗣君之严有所不容；三则欲窃弄权柄，恶长君聪明，使己不得自恣，是以日夜窥觇，拾掇丝毫之失，无不纳于殿下之耳。殿下虽至聪哲，不能无疑，虽至仁慈，不能无怒。皇帝以刚健之性屈于众口，无以自伸，不能不愤悒，遂使两宫之间介然相失，久而不解，流闻于外，朝野之士，有敢窃议其是非者，深可惜也。今天诱其衷，殿下濬发慈旨，卓然远览，举天下之政归之皇帝，此乃宗庙之灵，生民之福。然臣窃料谗邪之人心如沸汤，愈不自安，力谋离间。彼皆自营一身之私，非为国家与殿下之计也。臣愿殿下鉴察其情，勿复听纳，斥远其人，勿置左右。召谕皇帝以向来纷纷，皆此属所为，自今以后，母子之间，当坦然无疑。皇帝必涕泣拜伏，感激摧谢，然后两宫之欢，一皆如旧。皇帝进见之际，殿下宜赐之温颜，留之从容，往来无时，勿加限绝。或置酒笑语与之欢欣，相待一如家人之礼，则殿下坐享孝养，何乐如之?』吕诲言于太后曰：『臣伏睹殿下近降手书，以皇帝既安，坚罢同政，圣子恭孝，遂成母德，虽前世有还明辟之事，亦未闻期月而成辅翊之功及形谦之美者，休声茂实，当垂光于万世矣。然闻外议，以符宝未归于上前，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。何则?国政犹不欲其久，而复眷留符宝哉?万一所司行遣之间稍有稽缓，涉此议论，无益于圣躬，亦恐前降圣旨，或未孚于中外，则有累全德始终之际，不可不审。臣所以沥恳而言，万死无避，惟祈鉴照，天下幸甚！』
侍御史知杂事龚鼎臣上疏曰：『伏睹手书还政，殿下优游房闼，尊安内朝，人心悦舒，天意调顺，昆虫草木，无不欣喜。然自降手书，今二十日矣，惟御宝尚未致上前。符宝之重，与神器相须，久而未还，益招群论，臣窃为殿下惜。宜戒职掌之吏速归御用之宝，不可缓也。』
闰五月戊辰，宰臣韩琦等迁官，枢密使富弼迁户部尚书。辛未，富弼具奏辞所迁官曰：『陛下录臣事先帝微劳，曷若报皇太后今日之大恩?恭惟先帝无子，立陛下为嗣，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密谕，料陛下自知之。又窃闻陛下初立为皇子，召居禁中，其时先为奸人所谍，不无小惑，内外之人，以至陛下旧邸诸亲，无一人敢通信问者。陛下饮食以来，悉皆阙供，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，但晓夕惶恐，百方为计，偷送食物之类者甚多，陛下岂不省之乎?洎先帝晏驾之夕，中外惶骇。皇太后立陛下于仓卒中，天位遂定。无何，两三日后，陛下以积忧成疾，天下万务，无所取禀。大臣列奏，请太后权同听政，此决不是皇太后本意，盖不得已从大臣之请也。陛下才康复，皇太后即日还政，退居深宫，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，尽知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。臣自去岁六月初被召还朝，充位枢府，凡百几务，先于陛下处奏定指挥，次至帘前关白而已，并无一字可否，一依先得圣旨，如此者凡近一年，此足以见皇太后至公之心，心不以尊且亲有所凌压，而辄生异同也。臣又思皇族中，于仁宗洎皇太后校其亲疏，与陛下同者多矣。就众多中独取陛下为嗣，今日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其为恩德，可与天地比其高大，陛下何如报答则可以称副?而反于仁宗不能谨祭祀，于皇太后不能备孝养，此皆人子常分，尚多阙失，况敢更望他有所报乎?皇太后垂帘日，尝谓臣与胡宿、吴奎曰：「无夫孤孀妇人无所告诉。」臣等共闻此语，实为伤心。必料中书亦闻其说。又向者窃闻先帝诸公主，陛下易其所居，以安己女，此知者尤甚痛心，亦未尝闻陛下略加恩煦。恭惟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一年，仁德恩泽，入人骨髓，以至遍及虫鱼草木。臣事先帝亦三十余年，自布衣擢至首相，恩德可谓至大。今日不忍见其孀白幼女失所如此，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，还得安乎?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，而尚未闻所以为报；臣于陛下，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小劳，何赏之可加?陛下忘天地之大恩，录丝发之小劳，可谓颠倒，不思之甚也。』奏入，不报。弼又奏曰：『臣愿陛下奉仁宗祭祀，尽恭敬之道；事皇太后颜色，极诚实之礼。若勤勤不已，则孝德自然彰闻于外，京师翕然歌咏，传达天下，遂成风教，陛下可不劳而治，至时推恩数倍。今日臣自不辞让，君臣之际，两得其宜。』奏至六七上，乃优诏答焉。弼又奏曰：『圣诏云：鸿惟仁宗皇帝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皇太后子育朕躬，方以天下之养承颜于朝夕，矧敢曰养之至乎?臣谓天下为人父母者，咸愿陛下践此说，行此心，盖欲其子孙化之，而尽为孝子顺孙也。况近在陛下左右，日夕辅导，倾耳凝听，尤甚于天下人之心也。但闻陛下于仁宗祭祀、皇太后孝养略有加于前，则臣倡一为十，传于士大夫，使展转宣布于天下，以慰天下为人父母者之心，且以广吾君至孝之德于外。所恨近日寂无他闻，与向时所闻者多无小异，此臣所以不得不竭尽肝胆，思有补于圣明也。又诏曰：「今既勗朕以事亲之道，而拒君命不受，岂其言之戾耶?」此乃视草学士不尽见臣文字始末，故有相戾之语耳。臣累奏劝陛下事亲之道如此之切，反自违君命者，盖有上□之所说云耳[3]，岂可便谓之为戾乎?』弼又两奏，卒不听，乃受之。
八月丙辰，宣政使、入内都知、安静军留后任守忠为保信节度使[4]，蕲州安置。初，上为皇子，令守忠宣召，守忠避不肯行。及上即位，不豫，遂交斗两宫间，于是又擅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献皇后，因受赏赐。吕诲言：『昨嘉祐中，臣僚请立皇子，先帝与太后属意陛下，属日久，守忠百端沮抑，幸立幼君，以邀后福。赖天意不移，宰臣韩琦等力赞成之。先是诬毁宗懿不孝，乃其本谋也。逮先帝晏驾，太后主持神器，大臣尽力，守忠何力之有?陛下服药经年，守忠酝造言语，交斗两宫，惟幸慈孝有所不至，暨迎先帝木主下降，礼院定太后出入仪式，守忠坚欲用乾兴之例，非圣后明贤，几为守忠所误。今春揣知太后有罢同听政之意，因陈还辟之说，掠功于己，以奉陛下。外臣自去冬以来[5]，但闻陛下孝养之阙。今夏以后，只闻太后慈爱之失。腾谤之由，又可明也。然反覆语言，离间宫禁者，非一不出守忠朋党，众所共知。原其用情，诚国之贼。自先帝弃世，守忠于宫禁公取财货，其数不赀。近又取奉宸库金珠数万金两献于中宫，不惟自邀厚赐，以固恩宠，其实窥伺陛下，将以谀言狡计乘间而人矣。』司马光又数其十罪，乞斩于都市，以惩奸慝。帝纳其言，翌日，遂绌守忠。
文潞公《私记》：治平元年八月，谏官司马光、吕诲言入内都知任守忠交斗宫闱，光又数其十罪，乞斩之。时富弼为枢相，乞行谏官之言。英宗命窜逐之。弼与中书同奏事殿上，宰相韩琦进曰：『陛下登极之时，守忠亦预有劳，愿少宽之。』弼奋而前曰：『先帝亲授陛下以大器，皇太后叶赞有功。陛下宜追先帝顾复之恩，报太后拥佑之力。而此辈乃自云某人有某功，某人有劳，臣不知此何等语，且将置先帝与太后于何地耶?』上韪弼之言，于是琦悚然失色，却立数步。《邵氏见闻录》：治平初，英宗即位，有疾。宰执请光献太后垂帘同听政，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，奸邪反覆，间谍两宫。时司马温公知谏院，吕谏议为侍御史，凡十数章请诛之。英宗虽未施行，宰相韩魏公一日出空头敕一道，参政欧阳公已签，参政赵概难之，问欧阳公曰：『何如?』欧阳公曰：『第书之，韩公必自有说。』魏公坐政事堂，以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，数之曰：『汝罪当死，责蕲州团练使、蕲州安置。』取空头勅填之，差使臣即日押行。其意以谓少缓则中变也。呜呼!魏公真宰相也。欧阳修云：『吾为魏公作《昼锦堂记》，公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，盖以此。』二书所载不同。又《私记》毁琦特甚，《见闻》誉琦又过，今并不取。
丁巳，司马光言：『陛下即位之初，奏事皇太后虔恭款至。太后抚爱陛下，恩渥周备。数日之间，慈孝之誉达于中外，播于远近，闻者无不相庆。自圣体不安，旬月之间，道路之人，渐有异议，皆云因守忠等不乐陛下为嗣，故于皇太后，则言陛下与中宫之短；于陛下与中宫，则言皇太后之失，遂使两宫之心互相猜贰。间隙一开，猝难复合。今陛下奋发英断，屏黜谗邪，守忠等皆降逐出外，中外之人，不胜忭悦。然臣愚窃恐皇太后尚未能尽知奸人之情，与陛下所以斥去之意。伏望陛下与中宫亲诣皇太后阁，顿首陈谢，具述从来为守忠等所误，致屡有忤违太后之意，今守忠等既去，愿与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旧日，然后朝夕与中宫侍养左右，膳药羞饵，躬亲进献，承顺颜色，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妇姑之礼。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离间者，愿陛下立行诛窜，勿复有疑。如此，则谗慝之人远黜，内外雍睦，善气兴行，灾沴消亡，宗庙永安，令闻长世。若失此之际，两宫之欢不能复旧，则恐长无可复之期，岂惟今天下之人以陛下为非，将传于史册，取讥万世矣！』
治平二年八月，大雨，地涌水，坏官私庐舍，漂没人民畜产。乙未，诏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事。司马光上疏略曰：『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，自防御使升为天子，唯以一后、数公主属于陛下。而梓宫在殡，已失太后之欢心，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，希曾见省。臣请以小谕大：设有闾里之民，家有一妻数女，及有十亩之田、千金之产。老而无子，养同宗之子以为后。其人既没，其子得田产而有之，遂疏母弃妹，使之愁愤怨叹，则邻里乡党之人，谓其子为何如人哉?以匹夫而为此，犹见贬于乡里，况以天子之尊，为四海所瞻仰，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。』
熙宁元年三月戊子，曾公亮等上表，请建太皇太后宫殿并以『庆寿』为名。
元丰二年十月乙卯，太皇太后崩于寿庆宫（余见《神宗朝奉太后》）。
校勘记
[1]勉于 原本『勉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九九补。
[2]己酉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○补。
[3]上□之所说 《长编》卷二○二作『上之所说』，未知墨丁原为何字，姑仍其旧。
[4]安静军留后 原本作『安静军留守后』，衍一『守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二删。
[5]外臣 原本『外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二补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五
英宗皇帝
濮议
治平元年五月癸亥，宰臣韩琦等奏：『陛下即位以来，仁施泽浃。九族既睦，万国交欢。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，所宜尊礼。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、襄国太夫人韩氏、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，详处其当，以时施行。』诏须大祥后议之。
二年四月戊戌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，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。
六月。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，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不敢先发[1]，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奋笔立议。议成，珪即敕吏以光手藁为案。其议曰：『况前代之入继者[2]，多宫车晏驾之后。援立之册，或出母后，或出近臣，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，深惟宗庙之重，祇承天地之意，于宗室众多之中，简拔圣明，授以大业。陛下亲为先帝之子，然后继体承祧，光有天下。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、顾复之恩，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、富有四海、子子孙孙、万世相承者，皆先帝之德也。臣等愚浅，不达古今，窃以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，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，高官大国，极其尊荣。谯国、襄国太夫人、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。考之古今，实为宜称。』议上，中书奏：『王珪等议，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，名与不名。』珪等议：『濮王于仁宗为兄，于皇帝宜称伯而不名，如楚王、泾王故事。』议者或欲称皇伯考，天章阁待制吕公著曰：『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，非可加于濮王也。』
是月己酉，中书又奏：『按《仪礼》：「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服。」及案令文与《五服年月敕》并云：为人后者，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；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齐衰期。即出继之子，于所继生父母，皆称父母。又汉宣帝、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。今王珪等议称皇伯，于典礼未见明据。请下尚书省，集三省、御史台官议奏。』诏从之。执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，而台谏皆是王珪等，议论洶洶。未及上，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考为无稽，且欲缓其事，须太后意解。甲寅，降诏曰：『如闻集议议论不一，宜权罢议，当令有司博求典故，务合礼经以闻。』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，即率礼官上言：『汉宣帝于昭帝为孙，光武于平帝为祖，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，然议者犹或非之，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。今陛下既考仁宗，又考濮安懿王，则其失非特汉宣、光武之比矣。凡称帝称王，若皇考，立寝庙，论昭穆，皆非是。』因具列《仪礼》及汉儒议论、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。执政得奏，怒，召镇责曰：『诏书云当令检详，奈何遽列上耶?』镇曰：『有司得诏书不敢稽留，即以闻，乃其职也，奈何更以为罪乎?』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，乞早从王珪等议。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言：『臣谨按《仪礼》：「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服。」盖为大宗斩，还为小宗，期不二斩[3]，明于彼而判于此也。又按：令文与《五服年月敕》：出继之子，于所生皆称父母。称父母者，所以别其本，正于后也。在属籍当行除祔，斯令之意可明也。如汉宣、光武皆称父为皇考者，二帝上承本宗，皆非旁继，于今事体略不相类。王珪等议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，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，于《礼》得矣。及引元佐、元俨称皇兄、皇叔之类，皆本朝典礼，安得谓之无据?臣窃原敕意，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，与仁庙同称，如是则尊有二上，服有二斩，礼律之文，皆相戾矣。云臣伏望陛下开广圣虑，精勤孝治，不作无益，以害至公。既罢三省集议，当别降诏旨，以王珪等议为定。以前后所献不一，尽降出外，辨正是非，明其有罪，宾之于法，可以涣释群疑，杜绝邪论。』奏留中不行。司马光又言：『臣伏见乡者诏群臣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，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余人皆以为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。凡两次会议，无一人异辞，所以言者盖欲奉懿王以礼，辅陛下以义。而政府之意，独欲尊濮王为皇考，巧饰词说，误惑圣听，不顾先王大典，蔑弃天下之公议，使宗室疏属皆已受封赠，而崇奉濮王之礼至今独未施行，此众所以抑郁而未为称惬者也。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议是非，臣请为陛下别白言之：政府言《礼》、令文、《五服年月敕》云：「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。即出继之子，于所生皆称父母。」臣案：礼法必须指事立文，使人晓解。今欲言「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之服」，若不谓之父母，不知如何立文?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，谓其不识文理也。又言汉宣帝、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。臣案：宣帝承昭帝之后，以孙继祖，故尊其父为皇考，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，以其与昭穆同故也。光武起布衣，诛王莽，亲冒矢石，以得天下，名为中兴，其实创业。虽自立七庙，犹非太过，况但称皇考，其谦损甚矣。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，以承大业。《传》曰：「国无二君，家无二尊。」若复尊濮王为皇考，则置仁宗于何地耶?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，引以为法则可矣，若为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，则事恐不侔。以此言之，濮王当称皇伯，又何疑矣?愿陛下上稽古典，下顺众志，以礼崇奉濮安懿王，如珪等所议。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。』
八月庚戌，史馆修撰、同知谏院蔡抗知制诰，兼判国子监。初议追崇濮安懿王，抗引《礼》为人后大一统之义，指陈切至，涕下被面。帝雅信重抗，因感悟，亦泣。会京师大水，推原咎证，在濮王议。执政欲遂所建，以抗在言路不便之，罢其谏职。
九月丙子，给事中、权御史中丞贾黯为翰林侍读学士、知陈州，从所乞也。先是，黯与两制合议，请以濮王为皇伯，执政弗从。数诣中书争论，会大雨水。时黯已被疾，疏言：『简宗庙，逆天时，则水不润下。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，乃阿谀取悦，违背经义，建两统二父之说，故七庙神灵震怒，天降雨水，流杀人民。』于是引疾求出，而有是命。后十二日卒，口占遗奏数百言，犹以濮王议为请。
十二月，郊祀既毕，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，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，且言：『国家承五代余弊，文武之政，二府分领，然而军国大事，皆得合议。今议崇奉濮安懿王，此事体至大者，而终不谋于枢府，臣所未谕。两制及台谏论列者半年，外臣抗疏者不一，而枢府大臣恬然自安，如不闻知。以道事君者，固如是耶?今佞人进说，惑乱宸听，中书遂非，执守邪论，当有以发明经义，解释群疑。臣欲乞中旨下枢密院，及后来进任两制臣僚同共详定典礼，以正是非。久而不决，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。』诲寻进对延和殿，开陈恳切。上谕诲曰：『群臣虑本宫兄弟众多，将过有封爵，故有此言。』诲即辨其不然。退又言：『臣窃思仁宗于堂兄弟辈尚隆封爵，况陛下濮宫之亲，其谁敢间?近日中宫与皇太后受册，内外欢庆。必若恩及天伦，乃为盛美，虽甚愚者，不应献此言。欲乞宣示姓名，与众共罚!』诲前后既七奏，不从，因乞免台职补外，又四奏，亦不从。遂劾韩琦曰：『琦请下有司议濮王典礼，比再下两制，用汉宣、光二帝故事，欲称皇考。窃原诏旨，本非陛下之意，琦导谀之过也。永昭陵土未干，玉几遗音尚在，乃心已革，谓天可欺，致两宫之嫌猜，贾天下之怨怒，谤归于上，人所不忍。言者辨论半年不决，琦犹遂非，不为改正，得谓之忠乎?』又曰：『陛下即位以来，进秩疏封，赏功报德，不为不至。而琦略无谦损，益肆刚愎，半岁之内，两次求罢，无疾坚卧，要君宠命，犹曰「自谓孤忠之可立，岂知直道之难行」。果知人臣进退之分、天道盈虚之理，不应形斯言于章奏也。』又曰：『方今士论沸腾，人心愤郁，得不揽威柄之在手，戒履霜之积微?罢琦柄任，黜居外藩，非止为国之福，亦以保琦族于始终也。』
《濮王申陈》以诲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后，又疏斥琦不忠者五，并及颍府僚友不用正人，颇与此异。此据诲章奏。冯洁已《御史台记》亦以此为第六疏，与《申陈》所载并同。然修称濮议半年不决，则恐不当在明年，且明年诲已累章弹欧阳修，不应后章全不及修。今来参酌。附此年末，更须考详。『不知直道之难行、自谓孤忠之可进。』按：琦集乃《甲辰冬罢相表》。甲辰，治平元年也。
三年春正月壬午，吕诲以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，早定濮安懿王追尊典礼，皆不报。乞免台职，不报。是月王戌[4]，即与侍御史范纯仁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[5]：『豺狼当道，击逐当先；奸邪在朝，弹劾敢后?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，妄引经据，以枉道悦人主，以近利负先帝，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，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。朝论骇闻，天下失望。政典之所不赦，人神之所共弃。当属吏议，以安众意。至如宰臣韩琦，初不深虑，固欲饰非，傅会其辞，絓误上听，以至儒臣辑议。礼院讲求，经义甚明，佥言无屈。自知已失，曾不开陈。大臣事君，讵当如是?公亮及概备位政府，受国厚恩，苟且依违，未尝辨正。此而不责，谁执其咎?臣等地居言职，势不嘿全。请尚方之剑，虽古人所难；举有国之刑，况典章犹在。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，以谢中外。且议既不一，理难并立。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，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。臣等及修，岂可俱进?言不足用，愿从窜责，上不辜陛下之任使，下不废朝廷之职业。臣等之志足矣!』戊辰，又奏：『修博识古今，精习文史，明知师丹之议为正，董宏之说为邪，利诱其衷，神夺其鉴。废三年不改之义，忘有死无贰之节。仁宗虞主始祔，陵土未干，而遽开越礼之言，欲遵衰世之迹，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，内违左右卿士之议。原修之罪，安得而赦?』癸酉，又奏：『修备位政府，不能以古先哲王臻治之术开广上意，发号施令，动合人心，使亿兆之民鼓舞神化，希意邀宠，倡为邪说，违礼乱法，不顾大义。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，而修方扬扬得志，自以为忠。及乎近臣集议，礼官讨论，迁延经时，大议不决，而又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，以饰奸言，拒塞正论，挟邪罔上，心实不忠。为臣如此，岂可以参国论哉?琦庇恶遂非，沮抑公议；公亮及概依违其间，曾不辨正，亦非大臣辅弼之体。伏望圣慈奋然独断，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，庶分邪正，以服天下。』诲等论列不已，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：『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，两制、礼官请称皇伯，中书之议，以为事体至大，理宜审重，必合典故，方可施行。而皇伯之称考，于经史皆无所据。方欲下三省百官，博访群议，以求其当。陛下屈意，手诏中罢。而众论纷然，至今不已。臣以谓众论虽多，其说不过有三，其一曰宜称皇伯，是无稽之臆说也。其二曰简宗庙、致水灾者，是厚诬天人之言也。其三曰不当用汉宣、哀为法，以干乱统纪者，是不原本末之论也。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。』又曰：『惟其立庙京师，乱汉祖宗昭穆，故平、晏等以为两统二父非礼，宜毁之。定陶共王初但号共皇，立庙本国，师丹亦无所议。至其后立庙京师，欲去定陶，不系以国，有进于汉统之渐，遂大非之，故师丹议云：定陶共皇谥号已前定议，不复改，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耳。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，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，此臣所谓不原本末也。中书之议，本谓称伯无稽，而《礼》经有不改父母之义。名号犹未定，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，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、立庙京师之事等诬朝廷，以为干乱大统，何其过论也！』又曰：『为人后者，既以所后为父矣，圣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，非曲为之说也。盖自天地以来，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。既有父而生，则不可讳其所生者矣。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，是《礼》之所许，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?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，立人之子以为后也，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母而生，盖不欺天、不诬人也，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，仕其子之事，而不得复归于本宗，其所生父母，亦不得往与其事。至于丧服，降而抑之，可以义断，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，理不可易也。』又曰：『子为父母服，谓之正服；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，谓之降服；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，谓之义服。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，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，反为小功，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，反为义服。自宗懿而下，本生兄弟于礼虽降，犹为大功，是《礼》之齐衰期，今反为小功。《礼》之正服，今反为义服。于本生止服小功，于宗懿兄弟反服大功，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叔者，称之则礼典乖违，人伦错乱如此也。』上意不能不向中书，然未即下诏也。执政乃相与密议，欲令皇太后下手书，尊濮安懿王为皇，夫人为后，皇帝称亲。又令上下诏谦让，不受尊号，但称亲，即园立庙，以示非上意。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。
丙子，中书奏事垂拱殿。时韩琦以祠祭致斋：上特遣中使召与共议。既退，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。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道，一纳上前。日中，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，执政相视而笑。诲等闻之，即奏：『臣自去秋以来，相继论列中书不合建议加濮王非正之号。不蒙开纳，又于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启邪议，导谀人君，及韩琦、曾公亮与赵概等依违傅会，不早辨正，乞下有司议罪，亦未付施行。盖由臣等才识浅陋，不能开悟圣明，早正典礼，又不能击去奸邪，肃清朝纲，遂至大议久而不决，中外之人，谤论洶洶。若安然尸禄不自引非，则上成陛下之失德，下隳臣等之职业。因缴纳御史告敕，居家待罪，乞早赐黜责。』上以御宝封告敕，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。诲等以所言不用，虽受告敕，犹居家待罪。丁丑，中书奏事，上又遣中使召韩琦同议，即降敕称准皇太后手书：『吾闻群臣议称，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，至今未见施行。吾再阅前史，乃知自有故事。濮安懿王、谯国太夫人王氏、襄国太夫人韩氏、仙游县君任氏，可令皇帝称亲，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，谯国、襄国、仙游并称后。』又降敕称上手诏：『朕面奉皇太后慈旨，已降手书如前。朕以方承大统，惧德不胜称亲之礼，谨遵慈训。追崇之典，岂易克当?且欲以茔为园，即园立庙，俾王子孙主祭祀。皇太后谅兹诚恳，即赐允从。』诏下，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：『称亲之说，盖汉宣帝时有司奏请史皇孙故事。按：曾孙即宣帝所生之父。宣帝为昭帝之后，是以兄孙遥继祖统，于汉家无两考之嫌。史皇孙初无爵谥，有司奏请之，始故且称亲，其后既已立谥，只称悼园。然则亲字非所以为称谓。且陛下入继大统，虽天下三尺之童，皆知懿王所生，今但建立园庙，以王子承祀，是于濮王无绝父之义，于仁宗无两考之嫌，可谓兼得之矣。其亲字既称为难立，且义理不安，伏乞寝罢。』不报。戊寅，吕诲等又奏：『臣窃思前敕三省集议，因皇太后手书切责大臣，遂罢集议。今有此命，始末相戾，群情震骇，重以疑惑。』又曰：『盖首议者欲变兹事，自外制中苟逭深责，使天下怨谤归于人主，今复贻于母后，得谓之忠乎?』纯仁又奏：『皇太后自撤帘之后，深居九重，未尝预闻外政，岂当复降诏旨，有所建置?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，不思朝廷祸乱之原。且三代以来，未尝母后诏令于朝廷者。秦、汉以来，母后方预少主之政，自此权臣为非常之事，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。今一开其端，弊原极大，异日或力权臣矫托之地，甚非入主自安之计。』韩琦见纯仁奏，谓同列曰：『琦与希文恩如兄弟，视纯仁如子侄，乃忍如此相攻乎?』是日，閤门两以诏谕赴台供职，诲等又奏云：『今濮安典礼虽去殊号，而首举邪议之臣未蒙显责，中外犹以为惑，臣等何敢自止?』己卯，又奏：『今濮王陪葬熙陵，列子孙之序，奉邑守卫皆已严具，必别起园寝。增广制度，当须改卜，易其灵竁。不憔熙陵隔绝，亦与润王分别。顾其典礼，疑有未安。』庚辰，又奏：『近睹皇太后手书，追崇之典，并用哀、威衰世故事，乃与政府元议相符，中外之议，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宫苏利涉、高居简往来交结，上惑母后，有此指挥。盖欲归过至尊，自掩其恶。卖弄之迹，欲盖而彰。欺君负国，乃敢如此！』辛巳，又奏：『若欲准汉宣故事，以濮王为亲，则襄国已降，自当为母，于皇太后岂得安哉?』又曰：『称亲之礼，岂宜轻用?首议之臣，安得不诛?臣等待罪于家，屡蒙诏旨，促令供职，而跟躇未敢承命，以此故也。』上令中书降札子，趣使赴台供职，而诲等缴还札子，并前后所奏九状申中书，坚辞台职。是日，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，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，以大使臣为之，募兵二百人，以奉园为额。又令河南置栢子户五十人，命带御器械王宁世、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徽度懿王园庙地图上，皆从中书所请也。吕公著言：『晋尚书王彪之等议所生之讳，臣下不当四边。当时以彪之议为当。臣愚欲乞特降旨，濮安懿王名下一字，惟上书奏事者并听回改，余公私文字不须讳避，庶与祖宗文庙名讳小有差别。』
壬午，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。上问执政当何如，琦对曰：『臣等忠邪，陛下所知。』欧阳修曰：『御史以为理难并立，若以臣等为有罪，即当留御史；若以臣等为无罪，则取圣旨。』上犹豫久之，乃令出御史，既而曰：『不宜责之太重也。』诲罢侍御史知杂事，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，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，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[6]。故事，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。时知制诰韩维当直，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。执政恐维缴词头不肯草制，及封驳敕命，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，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。维言：『罢黜御史，事关政体，而不使有司与闻，纪纲之失，无有甚于此，宜追还诲等敕命，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，以正官法。』又求对，极论其失，请追还前敕，令百官详议，以尽人心。复召诲等还任旧职，以全政体。皆不从。是日，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。司马光言：『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，违举朝公议，尊崇濮王，过于礼制。天下之人，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，怅然失望。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，臣恐累于圣德，所损不细。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，则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圣明，虽禹之乐闻善言，汤之改过不吝，不是过也。』吕公著言：『陛下自即位以来，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。今诲等何罪，全台被黜?窃恐义士钳口，忠臣解体。臣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，特追诲等敕命，令依旧供职，则天下幸甚!』
三月辛酉，同知谏院傅尧俞知和州，侍御史赵鼎通判淄州，侍御史赵瞻通判汾州。瞻自契丹使归，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。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，稽首上前曰：『臣初建言在诲前，今诲等逐而臣独进，不敢就职！』上数谕留，尧俞等终求去，故有是命。司马光言：『比蒙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事，云「此字朕本不欲称，假使只称濮王与仙游县君，有何不可。」臣乃知陛下至公，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，直为政府所误，以至外议纷纷，必谓旦夕下诏罢去亲名。其已出台官，当别有改除，现在台官，亦优加抚谕，使之就职。今忽闻傅尧俞等二人相继皆出，中外之人无不惊愕，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，使皆不敢言，然后得专秉大权，逞其胸臆。伏望陛下勿复询于政府，特发宸断，召还傅尧俞等，下诏更不称亲。如此，则可以立使天下愤懑之气化力欢忻，谤诽之语更为讴歌矣。』不从。光遂奏请与尧俞等同责，且家居待罪。又奏：『陛下即位之年，臣已曾上疏，预戒追尊之事。及过仁宗大祥，臣即与尧俞等诣政府，白以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义。当两制、礼官共详定时，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草。若治其罪，臣当为首，其吕诲等系后来论列，既蒙谴逐，如臣等岂宜容恕?纵陛下至仁，特加保庇，臣能不愧于心乎?』有诏促光赴经筵供职。光又奏：『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，共论典礼。凡尧俞等所坐，臣大约皆曾犯之。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，独臣一人尚留阙下，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，终则顾惜禄位，苟免刑章。臣虽至愚，粗惜名节，受此指目，何以为人?非徒如是而已，又使讥谤上流，谓国家有所偏颇。臣用是昼则忘餐，夕则忘寝，入则愧朝廷之士，出则惭道路之人，藐然一身，措之无地。伏望圣慈曲垂矜察，依臣前奏，早赐降黜。』凡四奏，卒不从。御史中丞彭思永上疏，请正典礼，召还言事者。因自求罢，不许。
思永以去年十月为中丞。方吕诲等争论典礼，思永不应默。诲等既斥逐，而思永居位如故，则思永虽言之，必不力。本传云乞召还斥逐者六人及自求罢，今且附见，当考。《御史台记》云：台僚以濮议俱被黜，思永媕阿，不一言营救，议者丑之。
壬戊，屯田员外郎、签书江宁节度判官事孙昌龄为殿中侍御史，太常博士、监永丰仓郭源明为监察御史里行。甲子，都官员外郎黄照为侍御史，太常博士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。初命王珪等举官，已除昌龄及源明，而尚阙两员。中书以珪等前所举都官员外郎孔宗翰等七名进，而照中选。上又特批之奇为御史。欧阳修素厚之奇，之奇前举制策不入等，尝诣修，盛言追尊濮王为是，深非范百禄所对。修因力荐之，即与照并命。庚午，新除监察御史郭源明奏免除命，乞追还吕诲等。诏听源明免，以告牒纳中书。辛未，手诏曰：『朕近奉皇太后慈旨，濮王令朕称亲，仍有追崇之命。朕惟汉史本生父称曰亲，又谥曰悼，裁置奉邑，皆应经义。既有典故，遂遵慈训，而不敢当追崇之典。朕又以上承仁考庙社之重，义不得兼奉私亲，故但即立园庙，俾王子孙世袭濮国，自主祭祀，远嫌有别。盖欲为万世法，岂皆权宜之举哉?而台官吕诲等始者专执合称皇伯、追封大国之义。朕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，历考前世，并无典据。追封大国，则又《礼》无加爵之道。向自罢议之后，而诲等奏促不已，忿其未行，乃引汉哀帝去恭皇定陶之号，立庙京师，干乱正统之事，皆朝廷未尝议及者，历加诋诬，自比师丹，意欲摇动人情，眩惑众听，以至封还诰敕，擅不赴台。明缴留中之奏于中书，录传讪上之文于都下。暨手诏之出，诲等则以称亲立庙皆为不当。朕览诲等前疏，亦云「生育之恩，礼宜追厚，俟祥禫既毕，然后讲求典礼，褒崇本亲。」今乃反以称亲为非，前后之言，自相牴牾。尧俞等不顾义理，更相倡和，既挠权而示众，复归过以取名。朕姑务含容，屈于明宪，止命各以本官补外，尚虑缙绅之间、士民之众不详本末，但惑传闻。欲释群疑，理当申谕。宜令中书门下俾御史台出榜朝堂及进奏院过牒告示，庶知朕意。』
四月丙戌，礼院言：『濮安懿王建庙当行祭告。而宗襆丧未除，请权以本宫诸弟摄事，其祝文令教授为之。』初，命翰林学士冯京撰祝文，京曰：『本院未有体式，乞下礼院议。礼院议称「皇帝某谨遣官恭告于亲濮安懿王」。既而以前诏俾王子孙奉祠事，乃更定此议。乙未，金部员外郎、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读傅卞为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。卞议濮王典礼与执政意合，故骤进。
卞本传云：上疏言：『外忧可以预防，奸邪无状，所当深察。富弼有大臣器，不当在外。』当考。
六月辛卯，太常博士刘庠为监察御史里行。庠私议濮王事与执政意合，故命以言职。
七月甲寅，屯田员外郎吴申为殿中侍御史。初，刘庠举申自代，上曰：『朕固知申。』遂擢用焉。庠，申门人也。自傅卞议濮王事称旨，庠及申私论与卞协，故相继并居言职。
八月己亥，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、崇文院检讨吕公著知蔡州。公著尝言濮安懿王不当称亲，乃颁讳于天下，又请追还吕诲等，皆不从，即称疾求补外官，家居者百余日。上遣内侍杨安道即家敦谕，又数令公著兄公弼劝之。公著起就职，不数月，复上章请出，而有是命。
四年五月甲辰，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里行。唐英，双流人。初，英宗立，上《谨始书》言：『为人后者为之子。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圣听者，愿杜其渐。』既而台谏官相次黜逐，故王珪、范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，故荐之。
熙宁三年三月，因言青苗法，上曰：『人言何至如此?』赵抃曰：『苟人情不允，即大臣主之，亦不免人言，如濮王事也。』王安石曰：『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，此是何理?人有所生父母、所养父母，皆称父母，虽闾巷亦不以为碍，而两制、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。欧阳修笑其无理，故众怒而攻之，此岂是正论?司马光为奏议，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，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，岂得复顾其私亲哉?如此言，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母，悖理伤教，孰甚于此?且《礼》「为人后者为之子。」虽士大夫亦如此，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?司马光尝问臣，臣以此告之，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，臣具如此对。吕诲所以怒臣者，尤以此事也。』
二年四月十三日，富弼言：『先朝稍逐言事者，人遂罕敢言事。』上曰：『如台谏言濮王事，全无理。』王安石曰：『言濮王事虽非尽理，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。及罢称皇，亦以为言有力。当时言者虽未尽理，于时事亦不为无庸。』按：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。不一年，即深诋台谏。谓安石不奸邪，可乎?因掇取注此。
校勘记
[1]先发 原本无『发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五补。
[2]况 原本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五补。
[3]期不二斩 原本『期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五补。
[4]是月壬戌 原本无此四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七补。
[5]太常博士 原本作『太学博士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七改。
[6]休宁县 原本作『休宁□□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七改补。